在很大程度上，苏联解体至今仍未彻底终结。作为物理结构、物质结构来说，苏联已经完成解体，但在心理层面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亚甚至东欧国家都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冷战虽然结束梵蒂冈队力挫对手，欧洲杯决赛圈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冷战思维还在，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梵蒂冈队力挫对手，欧洲杯决赛圈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关系仍没有正常化，诸多特殊性还在规制着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内涵外延。
所谓“曾经拥有”其实也只是”曾经局部拥有”。既然曾经拥有并不完全，后来苏联国力不堪重负又不能为东欧提供足够好的公共产品，完全失去就变成了自然过程。冷战结构下苏联和西方的矛盾及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性，但更大原因还在于苏联自身，根子在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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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 曾经的女人 '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对于苏联而言，中亚和东欧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苏联体系的一部分，后者则是卫星国，前者是苏联的内边疆，后者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大阵营的外边疆，因此，莫斯科与它们的关系构建及具体施加影响的工具、杠杆、手段和逻辑都是不一样的。如果非要用“控制”这个词的话，两者的程度也极具差异性。东欧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感觉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东欧则是欢天喜地迎春来。苏联解体时，莫斯科作为输血者的第一动机是甩包袱，而中亚国家作为受益方则明显不情不愿。
有人问俄罗斯是否失去了中亚，应该说从国际法意义上，当苏联解体、中亚独立的那一刻，俄罗斯失去中亚的物理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心理上可能还没结束。当然，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这种失去一定是相对的，毕竟曾同属一个国家，彼此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依然存在。正如以上所说，在这一点上，中东欧和中亚有很大的差异性。
1979年，勃列日涅夫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谢拉夫热吻，图片源于网络。
比如，俄罗斯部分精英在潜意识中可能会有“中亚是梵蒂冈队力挫对手，欧洲杯决赛圈离我们越来越近我的女人”的刻板印象，却不大可能用同样的话语和修辞来界定东欧。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圈层结构中，东欧具有重要地位，但中亚则被视为了莫斯科中心的一部分，位居同心圆的核心。这种归属上的差别自然会引起政策上的差别。苏联在本国内部也搞劳动分工，中亚就被定位在资源，尤其是棉花、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供应链上，中亚不会反对，也享受到了这种分工的红利。而正如前面所讲的，也是我反复强调的，赫鲁晓夫多次想推动经互会改革，同样是谋求劳动分工，但遭到了部分成员国的强烈反对而推行不下去，最终分工是靠勃列日涅夫主义强制推动的，而其结果也是催生了更强烈的离心力。
正因为有这些差异性，所以，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都是中东欧和中亚国家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双进程中的外在梵蒂冈队力挫对手，欧洲杯决赛圈离我们越来越近他者，两者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有重叠但更多是迥然不同的。很明显，当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和（或）北约的过程中用欧洲化替代了此前的苏联化时，俄罗斯必然成为一个充满负能量的、必须与之切割的因素。如波兰等国更是为了强调自己回归欧洲民主阵营、重续历史发展路径而自然而然地强化了疑俄、排俄、反俄的情绪，欧盟内部很多涉及到俄罗斯的、被俄认定为反俄的政策始作俑者往往是出自中/东欧国家的手笔。
波兰与俄罗斯的世代恩怨由来已久，图为2012年欧洲杯波兰与俄罗斯球迷斗殴，媒体报道赋予本次冲突更深含义，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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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的 ' 去俄罗斯化 '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的重构是以后者的“去苏联化”以及作为另一面的“欧洲化”为底色的，而中亚国家则在去苏联化、在地化和国际化的多重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与俄的特殊关系。反映到东欧，则表现为部分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等国强烈的排俄主义、反俄主义；而在中亚，一种更为复杂的、混合着亲近、厌恶等多种正反感情的并存结构更为明显。就控制程度而言，苏联对东欧国家所剩无几的施加影响的杠杆大概就是曾作为社会主义一体化标志性产物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了，而在中亚诸国中，俄罗斯保有传统影响力的手段要多得多，实际影响力也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大国，至少在苏联解体后头十年都是在对俄政策的大框架内处置与中亚国家关系的。
讲俄语的国家和地区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政治上，俄罗斯依然是发展模式的提供者，因而发挥着规范性权力的作用。比如，中亚诸国当权者对于旨在更迭政权的“颜色革命”都有较高的警惕和担忧，而俄则提供了另一套话语，另一套处置办法。经济上，尽管中亚各国不再单一依赖于俄，而是日益多元化，但俄依然有其他经济大国不具备或不可比拟的比较优势。比如，俄借助欧亚经济联盟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整合进其主导的经济体系中，中亚大多向俄输出劳动力，其创汇收入占部分国家的GDP比重非常高。军事领域，俄在哈吉塔三国都有军事基地或军事训练场、试验场，五国的建军原则等都保有浓厚的苏联影响。人文领域，俄的优势更多，语言一项其他大国就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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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对俄罗斯 ' 爱恨交织 '
刚刚刘淼老师所言中亚各国民众对俄十分喜爱的观感，我可能有些不同看法。中亚国家的精英和民众对俄罗斯的认知比中东欧国家要复杂。当中东欧整体上还没有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时，被沙俄吞并的中亚已经由苏联继承并按照新的理论在治理了。中亚国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文明意义上的提升是事实，这种正面感情从苏联解体时它们都很不情愿可以看出来。在俄罗斯为自己一直充当输血者而想甩包袱的时候，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仍在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好处。作为受益者，它们显然有着不同于莫斯科的立场。所以先有俄白乌三国的别洛韦日协定，事实上宣告了苏联不可避免的解体命运，后有阿拉木图峰会，确认了普京所谓“文明离婚”的事实。所以，爱俄的一面在中亚国家是有的，对俄有好感的不在少数。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1991年签署《别洛韦日协定》现场，在场的还有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图片来源网络。
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被迫”独立后，各国执政当局又不得不适应新的身份，开始了新的国家和民族构建的政治进程。我曾用“去俄罗斯化、在地化、国际化”三个关键词来描述这些新独立国家的个体和集体身份的重构。其中，包含了去苏联化的去俄罗斯化，必然会影响到中亚国家精英和民众对俄的认知。比如，大清洗、大饥荒、农业开发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就经由“公开性”政策而浮出水面的历史记忆成为了这些国家重新书写历史的重要来源。以主体民族为中心的新叙述方法自然和苏联时期的兄弟论、家庭论、文明使者论等经典叙述拉开了距离。
也因为如此，恨的一面并非一种想象。爱恨交织的正反感情并存可能才是中亚国家对俄认知的基本面。必须指出，随着各国的民族和国家构建深入推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大为上升。我几年前曾受邀去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参加哈萨克汗国建立550周年庆典，中午宴请时主办方特意把我引荐给哈人民大会主席，也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倚重的一位亲信。我在自我介绍时说我来自XX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当然也强调中亚也是我们的研究重点。这位高管立即打断我并建议我们机构改名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中亚研究中心。这段小故事是很有说服力的。
语言方面也是如此，哈萨克斯坦最近也决定要推行拉丁化的文字改革方案了，这当然是和苏联、俄罗斯的切割。乌兹别克斯坦语早就推广拉丁化的文字方案，事实上则是拉丁和基里尔字母并存。有研究称塔吉克斯坦年轻人70％以上不会说俄语或俄语很糟糕了。包括中亚学生求学的目的地也出现了明显的方向性转换：去欧美、土耳其和阿拉伯包括中国的越来越多，俄罗斯不再是一枝独秀，甚至地位明显下降。这些结构性变化当然会影响到中亚的俄国观。苏联在中亚的人文历史遗产现在还相对较为丰厚，其他大国在这一领域暂时还无法与俄比，但大趋势已经生成。俄罗斯也在通过“俄罗斯世界”等概念和实践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文化、教育等联系，但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恐怕还得仔细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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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文明离婚后'的'自由恋爱'：公共产品的实力竞争
2008年，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时任主任 T·科尔顿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研究中就提到，从语言文化角度看，人们经常对所学的语言及以此为载体的文化产生一种亲近感，但俄罗斯似乎是个例外。科尔顿教授当然陈述的是美国的广义上的知俄派，可能也有偏见。但这种情形确实在世界范围内经常会遇到，中东欧自不必言，中亚也不无学者私下抱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未能带来收益等等，各国不断滋长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算是一个较为清晰的脚注。
这和俄罗斯自己的定位也不无关系。比如俄一直强调后苏联空间是俄的特殊利益区，这种话语在部分中亚国家看来就是势力范围在新条件下的新表达。我也确实听过俄罗斯国家杜马委员会主席层次的精英及知名学者在遵循查塔姆大厦规则的内部讨论中直言不违地讲中亚是俄罗斯的女人，并拿中国俗语“朋友妻、不可戏”俗话开玩笑问中国为何在中亚插手，动了俄的奶酪。我当时回答说：普京总统都公开承认独联体的成立是“文明离婚”的产物，既然和中亚这样的好姑娘都离婚了，总应该有她们继续恋爱的自由吧？！中国也好，俄罗斯也罢，我们都只是众多追求者的一员罢了。能不能追得上还是要拿公共产品来竞争。同时，时代不同了，就算有一天“再婚”了，还不能有个蓝颜知己吗？我相信，上述“女人论”只是一部分俄罗斯人的想法，但其代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类似的可能会损及中亚国家主体性或者对它们作为国际体系中新主体身份的任何话语和实践，可能引起强烈的负面反应也就不奇怪了。
镜厅论道活动现场，左起依次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项佐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刘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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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遗产：谈俄罗斯 '失去' 中亚尚早
问题在于，帝国的解体尽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绝非没有终点。俄罗斯现在还可以利用苏联的遗产继续保持强大的吸引力，但毕竟中亚五国自身的民族和国家构建进程都必然最后要更多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强调外交的多向度和多元平衡。事实上，这种影响力的消减已经露出了初步的轮廓，且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清晰。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前不久提出的语言文字的拉丁化改革方案，加上乌兹别克斯坦已然是拉丁化和基里尔字母方案并存，塔吉克斯坦据说年轻人中70%以上已不讲俄语等事态发展，都足以表明以“去苏联化”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苏联解体正在加速。留学生去向国也是一个标志性参数，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赴俄留学还是绝大多数中亚学生的优先选择的话，现在美国和欧洲的一流大学以及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学校都表现出强劲的吸引力。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现阶段还谈不上俄罗斯“失去”中亚，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后，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亚对于俄罗斯的战略价值及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一些，因而俄的战略投入也在相应增加，其综合影响力仍是其他大国短期内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从中长期前景看，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迟早要回到一个正常的路径上去，中亚国家的主体性越强，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越是顺利发展，俄罗斯的影响力自然就会被更多地抵消掉。这个进程一定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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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我们今天的话题关键词是控制与反控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占有和失去。我想强调的是，东欧和中亚之于苏联有不同的意义，也就有不同的政策逻辑，进而有不同的产出。而且，要谈失去意味着我们默认了苏联曾经拥有东欧中亚的事实。但这个前提并非是实然，或许在莫斯科看来是应然。因此，所谓“曾经拥有”其实也只是”曾经局部拥有”。既然曾经拥有并不完全，后来苏联国力不堪重负又不能为东欧提供足够好的公共产品，完全失去就变成了自然过程。冷战结构下苏联和西方的矛盾及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性，但更大原因还在于苏联自身，根子在内因。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
在此还必须提及领导人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作用。比如，有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后认为，苏联经济直到苏联解体时并没有那么糟糕，足以支撑苏联继续生存，而所谓崩溃论完全是神话构建，很大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特定时刻做了特殊决定，包括坐视东欧剧变。因此，有假定认为，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另外一个领导人，苏联东欧的命运可能会完全不同。甚至叶利钦能够成为后来新生的、独立的俄罗斯的首任总统，以反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英雄的身份顶着万丈光芒出现的政治家的命运在某一刻也非常具有偶然性。叶利钦在党内挑战戈尔巴乔夫，戈开始拥有诸多先天优势，叶利钦一度精神非常压抑，要住院治疗，甚至动了轻生念头，也主动提出出国当大使的要求来回避莫斯科的政治漩涡，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试想，如果叶利钦坚持去当大使而苏共中央又批准了，苏联历史会是怎一种结果呢？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足以照亮我们的路。总体来讲，我们必须回到历史深处理解俄罗斯“获得”和“失去”东欧中亚的过程，而获得从来没有完整过，失去也还在进程中，时间会留给我们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苏联解体至今仍未彻底终结。作为物理结构、物质结构来说，苏联已经完成解体，但在心理层面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亚甚至东欧国家都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冷战虽然结束了，冷战思维还在，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的关系仍没有正常化，诸多特殊性还在规制着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内涵外延。如果时光倒流，俄罗斯精英或许会十分后悔。当时他们只想甩掉包袱，以便轻装前进。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今天的俄罗斯仍在孜孜以求大国地位，但如果仅仅停留在遗憾感慨，而不反思如何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上，那种靠强制力维持的拥有终会失去。总有一天世界会借用乌克兰人原创的一句话，这句话因被普京总统引用而广为人知“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如果有一天，俄罗斯跟东欧、中亚国家关系变成一种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可能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板块在后冷战时期的剧烈震荡以及碎片化可能就会变成历史。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的大欧洲，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从新加坡到柏林的大欧亚才不会是相互抵牾的地理学想象，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跨欧亚一体化才会取代本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裂性。（完）
（本文为嘉宾在镜厅论道“苏联/俄罗斯干涉东欧、中亚的经验教训”沙龙上的发言，有删减，经过嘉宾本人审阅。编辑：豆姑娘。合作、转载请留言。）
嘉宾介绍
杨成，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先后于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取得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 年至 2007 年 2 月供职于外交部欧亚司及中国驻俄罗斯使馆。2007 年 3 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工作，2008 年 10 月起任副教授。杨成是法国Cergy-Pontoise 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的客座或访问教授。担任 2 家国外学术刊物的国际编委并受聘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方向特邀首席研究员。在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等机构担任学术兼职，是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全球治理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团队成员。现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秘书长。
已发表中、英、俄、法、德、日等文字的论文 50 余篇。2008 年至今先后六次获省部级奖励。深度参与国家对俄、对中亚合作决策进程，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家反恐办、中联部等实际部门采用的咨询报告近 80 份。当下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欧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与小国外交行为、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外交等。最新发表的SSCI 期刊论文为 ―Strukturkrise und Neuanfang: Russlandforschung in China‖ (Osteuropa5-6/2015, S.凯发k8国际 14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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